我国拥有近60亿亩草原，是我国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承担着防风固沙、保持水土、涵养水源、调节气候等功能，为我国构筑起一道天然的绿色屏障，也是畜牧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牧区农牧民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生产资料。前些年，草原鼠害严重，草原退化、沙化加剧，严重影响着草原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对生态安全和各民族生存发展构成威胁。

　　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综合国力的增强，草原鼠虫害防治工作跃上了新台阶。国务院和相关部门颁布了一系列有关草原保护建设的法律法规和技术规程，全面推进了草原保护建设的进程。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在牧区大部分地方实行了以草原公有、分户承包为主要内容的草原承包制，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加快了草原保护事业的发展。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的颁布实施，宣布了草原保护建设进入法制时代，1985年农业部颁布《草原治虫灭鼠实施规定》使草原鼠害防治工作进入标准化实施过程。新世纪以来，国务院又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草原保护建设成为国家工作中的重点。中央财政给予草原鼠虫害防治补助资金稳步提高，由改革开放初期的每年1000万元增加到2008年的1.1亿元，为草原鼠虫害防治切实起到了保障作用。

　　30年来，全国草原鼠虫害防治技术推广机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体系逐步建立健全。目前，全国共有草原技术推广机构1034个，其中，国家级1个，省级25个，地级145个，县级863个。全国草原技术推广机构人员共有12007人。2006年，全国草原保护建设技术推广体系建设按照“坚持精干高效，科学设置机构，优化队伍结构，合理配置农业技术推广资源”的原则开展工作，草原保护建设技术支撑体系逐步健全。

　　长期以来，草原鼠虫害防治单纯的化学应急防治，不仅防治被动，而且对草原生态环境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随着国家对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视，目前，草原鼠虫害防治工作已由单一追求防效转变树立防效与环保并重的“绿色植保”理念；由单纯的依靠草原植保技术力量转变为树立政府履行职能、部门间强化协调的“公共植保”理念；由传统的被动防治转变为树立监测预警和应急预案相结合的“应急管理”理念。草原生态环境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草原鼠虫害防治技术水平，监测预警日趋完善。防治机械和药品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专业化应急防治服务队伍建设和基层测报体系建设已经初显成效。近年来，农业部颁布了《草原蝗虫调查规范》、《草原鼠荒地治理技术规范》等行业标准，划分出草原主要害虫、害鼠宜生区，编发了年度草原鼠虫害监测报告，使草原鼠虫害防治面积持续扩大，防治比例逐年提高，引领草原保护工作逐步走上可持续治理道路。通过大力推广牧鸡牧鸭、招引椋鸟、建设鹰墩鹰架、驯化狐狸等天敌利用和保护技术，大面积应用微孢子虫、绿僵菌、印楝素、核型多角体病毒、肉毒素等生物制剂，生物防治比例明显提高。2008年，草原鼠害、虫害的生物防治比例分别达到59.3%和29.4%，减少了化学农药对草原生态环境的影响。化学防治也推广新型高效施药机械，提倡精准施药，提高了农药使用效率，飞机防治范围逐步扩大，有效提高了应急防治能力。同时还对毒害草、牧草病害防治技术进行研究和推广，努力遏制毒害草、病害危害扩大的趋势。

　　在中央财政资金的支持下，农业部每年下达草原蝗虫防治任务中都安排新技术试验示范，防治面积逐步增加。“十一五”期间，年均防治草原鼠害613万公顷，防治草原虫害面437万公顷，分别是改革开放初期的2.4和4.1倍。2008年，全国累计投入劳力108万人（次），技术人员5.4万人（次），飞机作业687架（次），大型喷雾机械1.9万台（次），灭鼠器械15万套（次），车辆7.4万辆（次），喷洒药剂2400余吨，共防治鼠害9688万亩，防治虫害7758万亩，仅减少牧草损失一项，即挽回直接经济损失约10.5亿元。防治区域地上生物量明显增加，防沙、固沙能力明显提高。其中川、青、藏三省（区）携手联合防控，实现了西藏飞蝗“不起飞、不扩散、不成灾”，内蒙古、河北环北京周边地区优化防治技术措施，确保了蝗虫“不起飞、不成灾、不进京”。